考虑到手机端阅读的特点，我们特地邀请作者撰写了文章精华版，与全文一起推出，方便读者在较短时间内了解文章内容。对该主题感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全文。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精华版——
据统计，到2050年全球将有约6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为城市发展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交通拥挤、环境恶化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系列“城市病”，为此人类不断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治理模式，智慧城市就是其中一种。作为一种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智慧城市理念自被提出之日起就备受关注和争议。迄今为止，学术界和实践界都未形成统一的智慧城市定义。究其原因，学者们关于智慧城市持有不同态度的原因主要源于人与技术的关系及智慧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城市复杂系统属性。本研究基于人和ICT关系视角，提出梳理智慧城市理论的4PC方法、构建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框架，并基于智慧城市的城市复杂系统属性对理论进行了解释。
首先，梳理智慧城市理论的4PC方法较以往的智慧城市领域文献梳理方法更能体现出人与ICT关系的发展。该方法旨在说明随着ICT技术发展、人与技术的交互性不断增强，人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由最开始的“被管理者”逐步演化成“内容共创者”，这说明人类对智慧城市的认知是伴随ICT发展而不深化的，这也是后文构建的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框架的主要观点之一。因此作为一种解决“城市病”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模式，不可能存在一成不变的智慧城市定义，其会随需解决的具体问题而呈现出不同的表征。
然后，论文综合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角色的演化和智慧城市所具有的复杂系统属性构建了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框架，该框架主要观点包括：（1）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连续体；（2）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散系统（system of systems）；（3）人的认知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源和（4）智慧城市建设内容需经历基础建设、制度转型和大众创新三个阶段，即“3I”（infrastructure, institution, innovation）。与以往的研究观点相比，该理论框架不仅综合了智慧城市的人本属性、技术属性和发展属性而且还给出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逻辑方案——“3I”。“3I”逻辑方案的理论基础是基于信息价值链的智慧城市工作逻辑，这也是本研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创新点之一。
在阐述完整合理论框架后，论文接下来提出了基于前述理论的智慧城市理论发展趋势，其实这也是智慧城市理论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它们具体包括：（1）凸显智慧城市建设中“人”的核心地位；（2）关注智慧城市跨学科及其复杂系统属性；（3）解决智慧城市建设的“市民参与”问题；和（4）数据立法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于地位。文章在最后针对这些关键问题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全文——
【摘要】针对智慧城市理论研究存在的概念多元化、研究脉络不明显和对市民参与问题认知深度不够等现象，论文以“市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为视角对智慧城市理论典型观点进行了演化分析。然后从“ICT成熟度—城市发展需求—建设任务”三个维度构建了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模型，提出：（1）人的认知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源；（2）智慧城市是一个散系统；（3）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连续体；（4）智慧城市建设内容需经历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转型和大众创新三个阶段；（5）以市场为主体的商业模式是智慧城市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等观点。接下来，结合演化分析和研究观点指出了智慧城市理论发展趋势并提出了以下建议：（1）学术界应主动对接相关政府部门和ICT企业，提升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2）创新研究视角，按“自下而上”建设模式构建智慧城市理论体系；（3）创新数据获取方法；（4）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市民参与上来； （5）多关注智慧城市建设的商业模式创新。
到2050年全球将有6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给城市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挑战。据统计，城市消费了地球70%以上的资源，是主要的CO2排放场所。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全球各地一直在不断探索有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智慧城市就是其中一种。有学者甚至将信息通信技术（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描述成一种共生现象。学术界和政界普遍认为智慧城市概念源于IBM公司2008年提出的“智慧地球”，但从搜索到的文献来看，早在1997年就有学者以新加坡为案例来描述智慧城市。随着人们对智慧城市的关注度上升，学者针对智慧城市提出了褒贬不一的多种评论。智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及环境污染等通病的灵丹妙药。
由于智慧城市本身复杂的交叉学科属性和不同研究者学科、工作背景及研究视角的不同，除一致强调“智慧城市是利用ICT提升政治效率和促进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的一种手段”这个观点外，其他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具体来说，该领域研究还存在以下三个突出问题：（1）概念多元化、评价标准混乱，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和认识并未达成一致；（2）成果多、主题分散，现有研究尚未指出该领域的发展脉络和需主要攻克的难点，因此对后续研究的借鉴和指导价值有限；（3）对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市民参与问题研究深度亟须拓展。
本研究以智慧城市建设中人与ICT的关系为视角，从梳理智慧城市发展典型观点，构建基于“ICT成熟度—城市发展需要—智慧城市建设任务”三个维度的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框架，提出智慧城市理论的发展趋势和开展研究工作的对策与建议，以应对上述三个问题。
1 关于智慧城市的几个典型观点：基于人与ICT的关系视角
以篇名包含smart city或smart cities为条件，在Elsevier、Ebsco和Springerlink三个英文数据库进行搜索，截至2018年3月，所得学术文献数量分别为1077篇、797篇和366篇；在CNKI期刊数据库中搜索到的篇名包含“智慧城市“的文献则多达6017篇。文献作者来自学术界、ICT企业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其中学术界的研究者又分别来自城市规划、公共管理、IT、社会经济及政治学等不同领域。由于智慧城市涉及学科多，研究者背景和视角不同，所以研究成果也各有侧重。已有不少学者尝试对智慧城市的研究进行分类，例如比布里和克罗格斯蒂认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以技术与ICT为导向（technology driven mode）和以人为导向（human driven mode）两类。这类观点强调智慧城市战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ICT提升包括交通、能源、通信、废弃物和水资源等在内的硬件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技术水平；另一类是通过ICT加强包括知识创新、社会参与和社会资产等在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软设施。纳姆和帕多将智慧城市分为技术（包括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人（包括创造性、多样性和教育）和制度（包括治理和政策）三类。该观点认为：为实现智慧城市目标，政府可以在技术、人和制度这三方面进行投资，这些投资能够通过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效率，加快制度服务于市民创新的速度和提高社会参与度等途径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后来又有不少学者根据以技术为导向和以人为导向的划分逻辑对智慧城市研究进行了分类，例如：有学者提出智慧城市应包括制度基础、硬件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四极。虽然具体分类标准略有不同，但这些观点有个共同的理论假设：智慧城市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其核心是技术。学者争论的是需利用技术来解决哪些问题，全然忽视了人与技术、人与政府和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
在智慧城市理论研究分类的方法中，库米塔和克鲁岑提出的3RC模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方法——根据智慧城市建设中ICT与人的相互关系，将智慧城市建设分为受控型（restrictive）、反射型（reflective）、实用型（rationalistic）和批判型（criticism）四类，从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对智慧城市相关观点进行了系统分类。该方法不仅充分体现了智慧城市建设中人与技术的关系，还创新了智慧城市理论研究的分类方法。但是该方法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一是整个演化过程中都是以技术为本体，人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随对本体的认识改变而不断变化；二是虽然分类逐步体现了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积极主动作用，并且也强调了市民参与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但是仅将市民的作用定位为参与，仍然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
本研究基于库米塔和克鲁岑提出的3RC智慧城市研究分类方法，将研究视角改为市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结合web2.0环境下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将研究深度拓展为合作伙伴，提出梳理智慧城市理论研究的4PC分类法，即将研究观点分为被动接受型（passive）、促进提升型（promotion）、应用主导型（programmer）、合作共创型（partner）、批判反对型（criticism），具体情况如下。
（1）被动接受型。这类观点认为市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仅作为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尤其强调ICT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基于ICT而实现的数据整合和城市业务互联是评定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标准。智慧城市可以为市民提供基于ICT的公共服务，技术是推进市民之间、市民与政府之间、市民与服务提供商之间交互的核心工具。ICT被规划成智慧城市的终点，只要城市采纳了ICT，就能以智慧城市方式改变市民生活方式。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有拉卡尔萨达和科博、卡拉格鲁等和吉布斯等。在强调技术重要性的同时，赞成这个观点的学者提出智慧城市不仅要强调ICT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更应利用ICT为全球变暖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发挥ICT在创造宜居宜业和安全生活环境方面的作用，并兼顾个人需求。这类观点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认定“城市互联”后就是智慧城市，没有考虑社会因素。我国大部分城市都采用这种理论建设智慧城市，所以出现了《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报告（2017）》中所提到的“同质化严重及市民获得感低成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普遍现象”。
（2）促进提升型。这类观点认为市民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能够因自身能力提升而促进技术的发展。被动接受型观点因忽视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能动作用，过分强调技术的重要作用，而受到了学界批评，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理念。还有学者提出技术能提升人力资本和市民创新及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因此能帮助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及创造公共产品。这类型文献的共同观点是：人的能力提升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副产品，不再单纯把市民看成技术的被动接受者，人力资本、技能和能力提升等原因改变了市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3）应用主导型。鉴于上述两类观点对智慧城市建设中市民的作用认识不够及它们可能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应用主导型观点认为应该从不同视角对智慧城市进行系统认识，学术派应该把智慧城市研究的焦点放到人而不是ICT等技术上。人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主体，技术为人服务。他们提出“社区驱动”的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社区的技能和能力来推广ICT应用和创新。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市民是智慧城市建设的起点和终点，智慧城市建设是人与技术开发、采纳和扩散的耦合，只有在市民积极参与的地方采纳和推广ICT才是有效的，而且社区的参与会推动社会创新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有吉芬格和古德龙，内罗蒂等。
（4）合作共创型。合作共创型学派关于智慧城市的观点和应用主导型有相似之处，都强调市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该类观点认为web2.0技术的强交互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发生了变化，而智慧城市是一个拥有多利益相关者的生态系统，强交互性不仅有利于加速知识创新，还有利于建设一种由市民、政府、企业及其他机构共创的智慧城市。典型观点包括莱特德多尔夫和迪金提出的“三重螺旋”；兰巴尔迪等在三重螺旋基础上加入“民权社会”（civil society），有学者称之为“四重螺旋”；卡尔扎达和科博提出由市民和城市规划者共同创造智慧城市的若干原则。这类研究强调智慧城市复杂系统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互，认为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都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果，并且指出需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需求来构建智慧城市，但是面对如此分散的市民需求却未能提出有效可行的解决办法。
（5）批判反对型。智慧城市这一理念自被提出后就一直遭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早在2008年奥朗就撰写了一篇批评智慧城市建设的文章，提出智慧城市有何智慧的疑问并指责了那些自吹自擂、自我安慰的所谓智慧城市的做法。此后，每年都会有学者撰文批评智慧城市建设，批评的主题基本可以归为几类：①城市互联与社会参与问题；②智慧城市建设受ICT公司影响过大；③当前智慧城市“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④过分强调技术而可能造成的社会不公平；⑤智慧城市建设内容同质化严重；⑥当前规划、建设和运行模式约束人对经济知识的贡献。
基于上述智慧城市理论演化分析，本研究综合多种视角，紧紧围绕智慧城市建设中人与技术的交互特征，提出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模型。
综合国内外学者、业界及政府部门对智慧城市的定义，本研究将智慧城市定义为“城市管理者以城市运行中所产生的海量数据为依据，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和增强城市韧性，促进城市和人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根据该定义，智慧城市的主要工作层包括“物联感知—网络通信—数据及服务支撑—智慧应用”，每个层级都围绕数据开展工作，城市中海量多元异构数据是智慧城市的基本元素。数据源于人类活动，被人加工，为人服务，人是整个智慧城市的核心。城市要实现智慧化决策必须满足：（1）具有数据获取的物理支撑；（2）建立数据应用的制度保障；（3）具备开放创新的条件和能力。
上述关于智慧城市的定义表明智慧城市的核心是人，基本元素是与人活动相关的数据。智慧城市经过数据采集、传输、脱敏脱密、加工和形成信息等环节，将信息用来为法人、社会管理者和自然人服务。各利益相关者利用ICT对信息进行深度应用形成多重螺旋并产生创新，这类创新进而反哺和推动当地智慧城市建设，形成不断完善和更新的迭代开发，这种基于信息价值增值的工作逻辑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信息价值链的智慧城市工作逻辑
图1表示智慧城市的“智慧”源于数据，所以其工作起点是各类数据源，具体包括各种感应器、传感器、视频采集设备、手机信号源、文本数据及音频数据等。数据源采集的数据被称为原态数据。原态数据被采集、存储后，经过脱敏、脱密和专业加工后形成有价值的信息，这是智慧城市中信息价值链的第一个增值环节。信息形成后被用于政府相关部门的公共服务，由于这类信息的使用，政府部门能够提升服务效率，改善服务水平，增强服务互动及节约服务成本等，从而更好地为人服务，这是智慧城市中信息价值链的第二个增值环节。政府提供基于精准信息的公共服务后，不仅管理效能提升了，而且由于新一代ICT等技术的采用，在城市中形成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人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良好互动。这种充分的交流将进一步形成知识创新的多重螺旋，并不断产生知识创新。知识创新进一步推动政府服务提升、智慧城市行业的数据采集和加工的软硬件技术，并加速新一代智慧城市模式形成过程，这是智慧城市中信息价值链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增值环节。在持续建设过程中基于信息的价值链不断增值直至形成新的价值增长极。在整个信息价值链中，人类活动是起点，人是智慧城市服务的对象，是知识创新的主体，因此人是整个信息价值链的主体。
随着信息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和人对信息技术的认知不断深化，城市信息化在经历了数字城市、智能城市等阶段后，已进入智慧城市阶段。上述关于智慧城市理论研究的演化分析表明智慧城市的本质是城市，智慧城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智慧城市的应用深度受技术发展和人对技术的认知与应用制约。同时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复杂系统属性源于城市自身的复杂系统属性，它是将ICT应用到城市不同子系统中，城市不同子系统（如系统1，系统2……系统n）的智慧城市建设过程就是整个城市智慧城市转型过程。根据智慧城市建设源于人、服务于人，建设需求源于城市实际需要，建设项目须围绕数据这个基本元素等特征，按照图1所示的智慧城市工作逻辑，本研究基于“ICT成熟度—城市发展需求—智慧城市建设任务”三个维度提出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模型，模型的主要观点包括：（1）人的认知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源；（2）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散系统（system of systems）；（3）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连续体；（4）智慧城市建设内容需经历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转型和大众创新三个阶段，即“3I”（infrastructure, institution, innovation）；（5）以市场为主体的商业模式是智慧城市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图2）。
图2 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模型
智慧城市建设是人类利用ICT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城市治理模式。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城市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给城市造成了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城市通病。1970年代，就有城市政府开始利用ICT工具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并不断深化应用，直至1997年有学者以新加坡为案例提出智慧城市概念。智慧城市建设中人的认知包括人对技术的认知和对城市发展的认知，当两者出现耦合时就会产生诸如智慧城市之类的城市新型治理模式。人对技术的认知会随着技术的成熟度和社会程度而不断提升，当城市某子系统在发展中暴露问题并亟须提升治理效能时，就会出现如图1所示的该领域的智慧城市建设。随着人的认知不断深入，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直到实现能拥有“决策智慧”的城市治理模式。
2.2.2 城市的复杂系统属性决定智慧城市是一个散系统如图2所示，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包含从系统1、系统2到系统n在内的若干子系统（例如交通、电力、水务、经济、教育、卫生等）。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信息技术已被不同程度地应用于城市的上述领域，但由于这些子系统之间缺乏互联，城市复杂系统中存在大量信息孤岛。根据IBM所提出的智慧城市定义，智慧城市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城市子系统（业务单元）互联，形成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所以又有学者将智慧城市定义为散系统。很明显，智慧城市的散系统属性源于城市的复杂系统属性。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这些子系统的活动主体，必然是复杂城市系统的主体。在该系统中，人会根据自身活动的需要，利用ICT提升城市某些子系统的效能，从局部到整体实现城市整个复杂系统的智慧化。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管理者利用ICT实现城市某些子系统的效能，我们常见的智慧旅游、智慧公安、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城管、智慧水务、智慧环保及智慧政务等都是智慧城市散系统属性的体现。
2.2.3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基于人的认知而不断深化的连续体
智慧城市建设并非一个包含技术和人的二极管，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形态，是人类智慧在城市管理中的体现，是一个阶段性概念，其本质仍然是城市，随人类对ICT的认知和城市发展需求的认知而不断变化。一项ICT面世后，随着技术成熟度提高和人对技术的应用能力提升，ICT成熟度会与人类所感知的城市发展需求产生耦合，由此产生智慧城市建设需求。每一个阶段的智慧城市都大致经历了需求产生、需求确定、项目建设、项目试运行、推广运营、绩效评价、模式修正与升级等阶段，这些阶段构成某种形态智慧城市的一个生命周期。和普通事物的生命周期不一样的是智慧城市不会消失，它只会在各类因素综合驱动下不断持续改进。因此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基于人的认知而不断深化的连续体。
2.2.4 智慧城市建设内容呈“3I”模式，市民全程参与是其基础支撑
有学者基于营销学视角提出了智慧城市建设需要经过“推式—拉式—网络”（push-pull-networking）三个阶段，其中推式阶段主要以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为特征，拉式阶段主要以市民主动参与为特征，网络阶段以市民共同解决问题和创新为特征。但营销学研究的是企业产品与用户需求之间的关系，该范式下的智慧城市理论，市民仍处于被动地位。本研究基于智慧城市工作逻辑，提出智慧城市建设内容的“3I”模式，即智慧城市建设的建设内容应经历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建设和大众创新三个阶段，市民全程参与此三阶段任务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支撑。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主要解决智慧城市建设的硬件和软件问题，包括硬件布置、软件开发、接口开发以及网络建设等。这是城市变得智慧的前提，其作用有如人的感官和神经系统。制度建设主要为智慧城市顺利运行提供保障和规范，建设内容包括数据共享、处理和保护制度、政府公共服务业务流程转型制度和规范制度等，其主要作用是为保障智慧城市业务数据流转顺畅和操作规范。最后是大众创新阶段，是指市民基于智慧城市提供的公共平台进行信息交流和知识创新，推动智慧城市升级发展。这是智慧城市建设绩效决定阶段，因为：（1）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是为市民提供服务，只有市民拥有充分的获得感，智慧城市的城市属性才能得以彰显，而市民获得感低是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一大痛点；（2）智慧城市建设属于城市信息化项目，具有一般信息化项目迭代开发的特征，需要市民不断使用、不断反馈，为业务迭代升级提供依据；（3）智慧城市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城市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开放创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智慧城市为广大市民参与城市规划和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平台，他们通过平台形成社会网络，交流想法、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实现开放创新。
这三个阶段在城市大系统这个“面”上可能会存在交叉的情况，但对于城市系统中某个子系统“点”，必须按照这种逻辑顺序建设。
2.2.5 基于市场的商业模式为智慧城市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以人为核心的智慧城市其本质是一种“共建共享共治”的城市治理格局，市民的广泛深度参与为商业模式的突破提供了基础，这是其与技术主导型等智慧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在《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高技[2014]1770号）中明确提出“市场为主、协同创新”及“严禁以建设智慧城市名义变相推行土地财政和不切实际的举债融资”等。根据前述智慧城市相关理论，智慧城市建设在技术属性上属于信息化建设项目，而信息化建设项目“三分建设，七分维护”。如不能实现商业模式的突破，庞大的建设及后续维护资金需求将会成为影响智慧城市建设效果的关键因素。正如图2所示，“合作共创型”智慧城市理论主张市民全程参与智慧城市建设，这种广泛深度参与是智慧城市建设取得商业模式突破的根本条件，而商业模式突破又为智慧城市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构成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该整合模型重点回答了（1）为什么要建智慧城市？（2）建设什么样的智慧城市？和（3）怎样建设智慧城市？三个问题。图2的横截面中轴、横截面和侧截面所描述内容分别代表了这三个问题。该模型中，市民是智慧城市建设的起点和终点。相比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由技术到人的二极管这种观点，本研究提出的智慧城市建设“市民—市民”连续体这种观点不仅能突出智慧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的本质，且因市民作用贯穿于整个建设过程，还能避免过分强调技术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平等问题。
智慧城市建设的动力源于人类对城市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认知，产生这种认知后，城市管理者会根据ICT成熟度和城市实际需求来确定智慧城市建设顺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智慧城市建设应是一种分层推进的模式。相关部门要利用新一代ICT，特别是移动互联技术吸引市民全程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从需求确定、方案规划、项目建设、制度转型和开放创新全部过程。例如：假设交通拥堵已成为影响某市民生的重要痛点问题，相关部门认知到这个问题后，会根据当时的ICT水平和城市实际情况决定智慧交通建设需求。在确定建设需求后，第一步是需要进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是获取数据的物理支撑，如地磁感应设施、公共交通工具GPS设施、交通诱导设施等，还需开发一些支撑软件。在确定ICT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后，需要从制度上对数据进行规范，如必须从政府层面强制包括公安和移动等相关数据共享，以及涉及这些数据的脱敏、脱密等制度。完成前两个阶段后，最后是应用推广与创新阶段，这直接决定智慧城市建设绩效。市民深度应用不仅能解决面临的问题，还能推动应用升级创新。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合作共创”是建立市民参与智慧城市全过程的参与机制，将市民角色由传统的“消费者”转变为“产消者”，这还有助于解决现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所存在的同质化严重等问题。
3 “合作共创”视角下智慧城市理论的发展趋势、研究建议和展望
根据4PC模式所梳理的智慧城市建设典型观点，智慧城市建设从最开始技术决定论的被动接受型逐步发展到以人为核心的合作共创型，人的作用逐步凸显。智慧城市是人类用ICT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其本质是城市，而城市的核心是人，所以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建设轨道。图1表明智慧城市建设需求源于人的认知，结果服务于人的需求，创新升级源于人的知识创新，所以整个过程都是人在主导智慧城市建设。市民参与的深度将决定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效，缺乏市民深度参与的智慧城市建设至多是城市营销的手段而已。
前文已提到智慧城市建设的散系统属性，并指出该属性源于城市的生态系统属性。本研究根据智慧城市所依赖的软环境和硬环境两个维度构建出智慧城市建设生态系统（图3）。该系统是基于智慧城市业务单元和工作逻辑构建的，依据智慧城市工作逻辑将智慧城市划分成软环境和硬环境两部分：前者包括公共服务、科教文卫、休闲娱乐、人口结构、城市人文、城市社区、制度政策及市民生活风格等；后者包括城市建筑、道路交通、城市产业、基础设施、能源、水资源、ICT设备应用水平及气候等自然条件。不管是软环境还是硬环境，都受政府管理影响，并共同组成城市生态体系。智慧城市内部驱动因素主要源于这些领域的需求及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城市发展愿景等。
图3 智慧城市建设生态系统
在智慧城市生态系统中，由于ICT被深度应用在基础设施、城市建筑、城市规划、公共服务、城市产业、经济及市民生活等领域，因此城市在解决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变得更加“智慧”。这种复杂的系统属性决定了智慧城市研究明显的跨学科特点，图3也表明智慧城市理论横跨信息技术、城市规划、政治、人口、公共管理、环境资源、复杂性决策及经济等多学科。随着建设不断深入，智慧城市研究会横跨越来越多的学科。
3.1.3 市民参与问题开始成为智慧城市理论界关注的热点
民众参与源于市场营销学，目的是为了提升新产品的适用性和扩散速度。有研究表明民众参与能提升需求完整度和精确度，提升组织效能和行业民主程度，改进用户交互和降低用户抵触等。纳姆指出由于ICT发展，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交互能力增强，很多学者开始研究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的新模式，众包、民众外包、协作政府、维基政府、开放政府、自助政府及政府即平台等新概念应势 而生。根据市民在参与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研究基本可以分为参与设计类、以用户为中心设计类和用户创新类。作为一种新的城市治理模式，智慧城市在本质上属于公共管理的一种新模式。智慧城市建设的目的是提升市民生活质量，但有研究表明市民对智慧城市这一目标的感知并不明显。还有研究提出，智慧城市之所以会出现造成社会不公平、技术官僚主义、形式大于内容及内容同质化严重等问题，就是因为市民参与度不高。虽然学者已经开始重视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市民参与问题，并提出共创、产消者、民众参与等概念，但仍然面临用户需求分散、对参与本质理解不透彻及参与者技能缺乏三大困难。
3.1.4 数据尚未立法成为制约智慧城市研究深度的重要因素
根据图1所示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框架和图2所示智慧城市工作逻辑，数据是整个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所有智慧城市业务都是围绕数据进行的。涉及数据的工作包括采集、传输、存储、脱敏脱密、共享、交易和隐私保护等。公共领域的数据不共享和私人领域的数据未达到交易标准这两个问题不仅影响智慧城市建设效果，同时严重制约了智慧城市研究的深度拓展。虽然国家相关部门明确应该加强数据相关的立法，做好数据确权、保护、标准和规范数据交易等工作，并且国务院下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也明确提出了要“确定数据开放范围边界、加快形成数据产品体系、健全大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法规制度建设、建立标准规范体系”等目标和任务，但距数据交易和共享还有一定距离。
3.2.1 学术界应主动对接相关政府部门和ICT企业，提升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理论对实践指导作用有限是现有智慧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智慧城市的复杂生态系统属性和交叉学科属性。现有智慧城市研究学者主要来自学术界、ICT企业和政府部门，研究视角单一性决定了成果价值的有限性。为提升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学术界应多与政府部门和ICT企业对接，了解智慧城市利益相关者及其价值诉求，熟悉相关业务流程，搞清智慧城市工作原理，找到阻挠智慧城市建设推进的实际困难并综合多学科知识提供解决方案。
3.2.2 创新研究视角，按“自下而上”建设模式构建智慧城市理论体系
“自上而下”是当前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要特点，使得智慧城市理论研究领域也是按这种模式来构建相关理论。这种模式下构建的理论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市民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被定位为公共服务的“用户”，他们关于智慧城市的需求没有被重视，这是导致市民参与度低的根本原因。“自下而上”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下，市民不再被当作“用户”，而是智慧城市的“合作者”“共创者”或“产消者”。这种模式旨在通过提升市民参与度来建设市民需要的智慧城市，提升建设成果“黏性”，加快推广进度和普及速度。市民高频使用行为还会产生更多智慧城市决策所需数据，进而提升智慧城市建设绩效。和“自上而下”智慧城市理论相比，“自下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关注市民参与、需求和智慧城市中的社会网络等问题。
关于智慧城市的定量研究主要集中在智慧城市建设动因和智慧城市建设绩效两个方面，开展这两个方面的定量研究所需数据一类来自政府或其他部门公开的数据，另一类来自研究者通过发放问卷等方式获取的数据。其中后者一般主观性较强而且不一定能充分反映被调研者实际情况，因此数据科学性和价值都值得商榷。智慧城市是利用ICT提升城市管理效能和市民生活质量，智慧城市所提供业务都须通过ICT来完成，可精准记录使用者行为轨迹。这类数据经过脱敏脱密后使用价值极高，研究者应尽量使用这类行为轨迹数据。在数据交易未规范之前，可以通过网络抓取等方式来获得这类数据。
智慧城市研究文献表明，目前学者在该领域所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什么是智慧城市？”和“政府该如何建设智慧城市？”两个方面，研究重点主要在内涵、意义、模式和功能等方面，宏观层面研究成果居多。智慧城市的本质是城市，城市的核心是市民，智慧城市建设的目的是为提升市民生活质量，但有研究表明市民获得感低是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问题。要建设“共创型”智慧城市必须先解决市民参与问题，主要包括：（1）web2.0技术下，市民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动机和行为偏向研究；（2）如何利用web2.0技术解决因分布散而给市民参与带来的难题；（3）智慧城市建设市民参与机制设计与评价；（4）智慧城市建设市民参与问题本质研究等。
相比国内学者，国外学者关于智慧城市商业模式的研究要成熟一些，例如前面提出的智慧城市建设受ICT企业影响过大及智慧城市建设变相成为某些企业的圈地运动等观点。我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要求各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时要创新融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并明确要求采用PPP模式。虽然各建设城市都宣称已采用PPP模式建设智慧城市，但是根据《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报告（2017）》，“在财政部PPP项目数据库中，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项目，政府付费占比超过34%”，而且已采用的PPP模式多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商业模式亟待创新。商业模式的本质在于满足用户需求。以市民为核心的智慧城市建设理论主张吸引市民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全过程，变“被动接受”为“合作共创”，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应基于市民的广泛参与更多从市场角度研究智慧城市商业模式的创新途径。
智慧城市理念自被提出就受到了来自各界褒贬不一的评价，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统一的智慧城市定义，因此智慧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本研究从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研究了智慧城市理论观点的演化模式，并从“ICT成熟度—城市发展需求—智慧城市建设任务”三个维度构建了智慧城市理论整合模型，模型指出智慧城市建设随人的认知不断深化。虽然已有研究强调了市民参与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都是从市民作为服务“接受者”视角来研究市民参与的重要作用，而本研究基于市民作为城市服务“合作者”视角来研究智慧城市理论发展脉络和趋势，更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利用web2.0技术按市民需求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能解决现有建设模式存在的诸多弊端，但市民分散、来自政府部门的阻力、数据交易不规范和基于ICT技术的市民参与理论匮乏这四个困难大幅提升了该研究的难度。有学者基于企业领域的“众包”理念提出公共服务领域的“民众外包”（citizen-sourcing）理念，可能会成为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中市民参与问题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作者：楚金华，博士，山东交通学院国际商学院院长，教授。lncccjh@163.com
延伸阅读
编辑：张祎娴
排版：徐嘟嘟
本文为本订阅号原创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将自动受到“原创”保护